Perioperative management of hypertension
Review Article

高血压的围手术期管理

Rami Hazzi, Robert Mayock

Department of Hospital Medicine, Cleveland Clinic, Cleveland, OH, USA

Contributions: (I) Conception and design: All authors; (II) Administrative support: All authors; (III) Provision of study materials or patients: All authors; (IV) Collection and assembly of data: All authors; (V) Data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All authors; (VI) Manuscript writing: All authors; (VII) Final approval of manuscript: All authors.

Correspondence to: Rami Hazzi, MD; Robert Mayock, MD. 9500 Euclid Ave, Cleveland, OH 44195, USA. Email: hazzir@ccf.org; mayockr@ccf.org.

摘要：高血压影响到美国当前人口的46%，其患病率非常高，是心血管疾病不良结局、肾脏疾病和脑卒中的罪魁祸首，对患者围手术期也产生重大影响。高血压在围手术期经常发生，它的存在会影响到手术麻醉期间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控制。术中可能出现与麻醉相关的低血压，然而术后高血压会占主导地位。术前出现不易控制的高血压可能会导致外科手术临时取消，从多个领域(心理、社会和经济)对患者及其家人以及医疗保健系统的运行产生不利影响。为选择性麻醉和择期手术提供理想血压的指南数据是缺乏的。我们认为合理的目标是在术前将收缩压控制在≤140 mmHg，舒张压控制在≤90 mmHg。对于收缩压≥180 mmHg，舒张压≥110 mmHg的患者，考虑到相关的围手术期心血管不良结局风险增加，我们建议推迟手术，直到血压得到更好的控制。大多数降高血压药物需要在围手术期继续服用。因此我们回顾了不同种类降高血压药物在围手术期管理的合理建议。

关键词：围手术期；术前；术中；术后；高血压；外科；麻醉

Received: 20 December 2017; Accepted: 03 May 2018; Published: 26 June 2018.

doi: 10.21037/jxym.2018.05.01

引言

高血压是最常见和流行的一种疾病，影响美国当前人口的46%。根据适用于门诊患者的最新指南，高血压定义为血压≥130 /80 mmHg[1,2]。大多数相关人群可能会随着人口老龄化患上高血压。总体而言，尽管有多种有效的治疗选择，但一般人群的血压仍未得到有效控制[3]。

在接受大手术的患者中，至少有25%的患者会在术前出现高血压。潜在高血压患者围手术期高血压发作的风险增加，在手术过程中更有可能出现血流动力学不稳定[4]。在治疗外科患者高血压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高血压应该根据患者术前的血压来定义，对于治疗收缩期或舒张期高血压，比基线值升高20%通常被定义为需要治疗的一个阈值[5]。

高血压事件更常发生在接受颈动脉手术的患者中，其次是腹主动脉、外周血管手术、腹膜腔内手术和胸腔内手术[6]。手术后急性高血压的定义是在手术干预后连续两次测得收缩压高于190 mmHg和（或）舒张压高于100 mmHg，这可能发生在术后20分钟内，其缓解可能需要3小时[7-9]。尽管缺乏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术前需要严格的控制血压，以预防围手术期的发病或死亡，但临床医生把患者收缩压≥180 mmHg和（或）舒张压≥110 mmHg作为取消外科手术的参考值[10,11]。围术期高血压不易控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一个归因性解释是过早停止长期的降高血压药物治疗。对于术前最佳血压没有明确的指南做出说明，理想情况下，临床医生需要在门诊就诊中对普通人群制定目标血压。我们的目标是回顾围手术期高血压的病理生理学改变，确定最佳的围手术期血压控制目标，并提出治疗方案，以协助安全有效地管理非心脏手术前后关键时期的血压。由于术中高血压主要由麻醉团队来管理，因此这部分不作为本综述的重点。

病理生理学和病因

围手术期高血压出现在围术期的不同阶段：麻醉诱导(特别是在不使用阿片类镇痛药的情况下)、术中(与急性疼痛诱导的交感神经刺激相关，导致血管收缩)或麻醉后早期(与疼痛诱导的交感神经刺激、低体温、缺氧相关，或由术中静脉输液过多引起血管内容量超负荷)。麻醉后与容量超负荷相关的高血压可持续24~48小时，直到有足够的液体从血管外间隙流动时血压才会下降。如前所述，血压升高也与术前停用降压药有关[4]。

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加是术中高血压的主要驱动因素，并与术中发生心动过速和心律失常有关。这可能是由于镇痛或麻醉不充分，手术操作中对患者造成的刺激，或是在进行喉镜检查和气管拔管操作时刺激气道所致。麻醉过程造成高血压的其他原因与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有关，或与术中使用过量的药物(如血管收缩剂和肌松药)有关。然而，所有的术中高血压患者必须排除意识障碍和恶性高热原因[12]。

在麻醉诱导过程中，未经治疗的高血压患者因交感神经兴奋引起的血压升高会更加明显。血压正常的人，收缩压会增加20～30 mmHg，心率每分钟增加15～20次；未经治疗的高血压患者，收缩压可以增加90 mmHg，心率每分钟增加40次[13]。

Prys-Roberts及其同事发现，术前血压较高的患者，术中血压下降幅度更大，而未经治疗的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最初数值下降较低。然而，随后的研究显示，在麻醉诱导后的任何时间，接受治疗的高血压患者组和未治疗的高血压患者组之间血压下降没有显著差异[14]。

合并肾脏或脑血管并发症的高血压患者，术中最低收缩压较高，这一发现与术前住院期间高血压无关。与无高血压患者相比，伴有心力衰竭或缺血性心脏病的高血压患者术中既没有较高的最低收缩压，也不需要面对快速补液或静滴肾上腺素能药物的挑战。合并肾脏或脑血管并发症的高血压患者可能比其他高血压患者对术中血压下降有更多的内在抵抗[15]。

另一方面，低血压是脊髓麻醉后最常见的并发症[16]，导致低血压的相关因素包括年龄、腰椎穿刺解剖水平位点、基础血压、峰值阻滞高度、联合全身麻醉以及在局麻药中加入肾上腺素[17](表1)。

表1
表1 围手术期高血压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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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目标

关于动态血压管理的指南已经发布，然而，对于围手术期高血压的管理，目前还缺乏具体的指南。最新的2014年ACC/AHA围术期指南没有涉及围术期高血压的管理[18]。

2007年版ACC/AHA围手术期指南指出，1级或2级高血压不是围手术期心血管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19]。然而，未控制的3级高血压(收缩压≥180 mmHg或舒张压≥110 mmHg)是围手术期缺血性事件的危险因素[20,21]。

术前高血压可能继发于焦虑和（或）白大褂综合征，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宜让患者坐在舒适、放松的环境中检查血压。平静、放松的患者发生术中高血压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术前应考虑使用抗焦虑药物[22]。血压值≥180/110 mmHg，而无内脏器官受累者可视为术前高血压急症。如果停服或漏服日常降压药物，可以在手术前几个小时恢复服用，或者在手术前给予类似剂量的静脉降压药物[23]。

推荐在手术前对高血压进行慢性控制是可取的，以便在围手术期血压波动之前，让身体有时间调控平均动脉压。一般建议在围术期将血压波动维持在术前值的20%以内，以防止终末器官灌注不足[10]。在治疗外科患者的高血压时，应该考虑两个重要问题。首先，高血压应根据患者术前的血压值来确定。对于收缩期或舒张期高血压，高于基线20%通常定义为治疗阈值。其次，由于慢性高血压病患者自身调节系统的改变，与正常血压患者相比，这些患者往往能够忍受较高的血压水平，但无法忍受明显的低血压[5]。

虽然尚未有前瞻性数据证明术前控制高血压对预防围手术期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重要性，但许多临床医生使用收缩压达180 mmHg和（或）舒张压达110 mmHg的阈值来决定是否取消或推迟手术。研究表明，术前血压升高的患者术中出现较大血压波动的风险更大，因为这会导致器官低灌注和终末器官缺血[24]。从生理学上讲，这可能是由于麻醉诱导造成动脉血管收缩作用突然被广泛的抑制所致。

对于急诊手术，必须权衡全身麻醉和手术期间高血压风险与因需要大幅降低血压以保证手术安全而导致终末器官低灌注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仔细和精确地滴定快速降压药，同时密切监测动脉压和末梢器官功能，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风险[25]。

推迟择期手术

在高血压的术前评估中，了解是否用药物控制血压是非常重要的。仅为控制血压而推迟手术可能没有必要，除非有靶器官损害[26]，或者当舒张压≥110mmHg时可考虑推迟择期手术，特别是不易控制的高血压伴随围手术期心律失常、心肌缺血和脑卒中的风险增加，会影响到未行药物控制的高血压患者[13,27-29]。

Weksler等人[30]进行了一项随机研究，他们将舒张压为110～130 mmHg的择期非心脏手术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400例，研究组589例。对照组推迟手术，并在医院控制血压，研究组患者接受10 mg硝苯地平鼻腔给药。在术中和术后3天内观察患者的心血管和神经系统并发症。比较两组术后并发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组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这种鼻腔内使用硝苯地平的做法在我们的机构没有开展。

当手术中血压轻度升高(<180/110mmHg)时，没有必要迅速降低血压，当前也没有研究支持延迟手术是有益的[30]。但术前血压≥180/110 mmHg时，应给予降压药物治疗，术中密切监测血压。目前缺乏支持延迟手术的数据[13]。

一些指南使用了JNCDET V动脉压分级(1级、2级、3级等)，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ACC/AHA对这些分级进行了更改，并纳入了新的分级标准[31]。

取消手术一直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主要医疗问题，会对患者及其家人的心理、社会和经济造成影响。1级和2级高血压患者可以继续进行麻醉和手术，此前没有证据证实进行手术与术后发生心脏并发症有关[15]，因此，这些患者推迟手术几乎没有理由。对3级高血压患者建议推迟手术，特别是考虑到其他心血管风险因素和和靶器官损，可能进一步增加围手术期风险。4期高血压患者病情严重，应尽可能推迟麻醉和手术，并对血压进行控制[32]。

药物治疗

术中药物治疗通常使用非肠道药物，这由麻醉团队进行管理，不在本综述的范围内。我们着重于术前和术后的药物管理。

术前时期

如前所述，收缩压控制在140 mmHg及舒张压控制在90mmHg以下是合理的。对于收缩压≥180 mmHg，或舒张压≥110 mmHg的患者，可以考虑推迟手术，直到血压得到更好的控制[10,11]。

对于接受大手术的高血压患者，在手术前继续使用大多数降压药物是合理的，包括手术当天早上喝一小口水服用降压药[2]。以下列出的建议涉及不同的降压药物类别以及在非心脏手术前如何使用这些药物。

β受体阻滞剂：

  • 已经服用β受体阻滞剂的患者应该继续用药，包括手术当天早晨喝一小口水[2,33]；
  • 在手术前停止使用β受体阻滞剂可能是有害的[33,34]；
  • 在非心脏手术前使用β受体阻滞剂以降低围手术期的医疗风险是有争议的。这对心脏有好处，但增加了手术并发症，如死亡、脑卒中和脓毒症，特别是在手术前立即使用大剂量β受体阻滞剂的情况下[35]；
  • 当术前评估显示有中或高度心血管风险时，可以使用β受体阻滞剂[36]。2014年ACC/AHA非心脏手术患者围术期心血管疾病评估和管理指南指出，对于有3个或以上修订后的心脏风险指数(RCRI)危险因素的患者(表2)，在手术前开始使用β受体阻滞剂可能是合理的（ⅡB级推荐）[18]；
  • β受体阻滞剂的使用至少应该在手术前1天开始，最好是在手术前1周或更长时间：β受体阻滞剂不应该在手术当天早上才开始使用[2,35]；
  • β受体阻滞剂的选择：所有报道围术期β受体阻滞剂对心血管有益的研究都使用了中度(阿替洛尔或美托洛尔)或高度β1心脏选择性的药物(比索洛尔)[38];
  • 来自POISE试验[39]的证据表明，在围手术期，低血压所导致脑卒中和全因死亡率的增加与预防性使用β受体阻滞剂相关，然而，该研究没有纳入长期使用β受体阻滞剂的患者，先前的观察不能直接适用于长期使用β受体阻滞剂治疗的患者。因此，医生必须对每个长期服用β受体阻滞剂的患者进行个体化的围手术期治疗。收缩压<115 mmHg的患者应考虑减少β受体阻滞剂的剂量。这一建议是基于专家意见而不是以循证证据为基础的。
表2
表2 主要心脏并发症的6个独立预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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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数据，对于已经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患者，建议继续使用β受体阻滞剂。如果患者有中度或高度心血管风险，可以考虑在术前开始使用β受体阻滞剂。至少应在手术前1天开始使用这种药物，最好在手术干预前1周开始使用。使用时应低剂量起始，并小心地增加滴定量。β受体阻滞剂不应在手术当天早上开始使用。例如，临床医生可以使用美托洛尔12.5 mg，1天2次，或比索洛尔2.5 mg，每天1次。

α2受体激动剂(可乐定):

  • 这些药物不能以心脏围术期保护为目的而开始使用。在术前开始使用可乐定的POISE 2试验[40]中，造成非致命性心脏骤停和低血压的风险增加，并且没有心脏益处[41]；
  • 已经在使用α2激动剂的患者应继续使用，包括手术早晨。手术前停止α2激动剂可能是有害的，因为有发生可乐定戒断综合征的风险[39]。

基于上述数据，对于已经服用可乐定的患者，建议继续服用可乐定。这种药物不应为了保护心脏而在手术前临时开始使用。

钙通道阻滞剂:

最好在围手术期继续使用钙通道阻滞剂，包括手术当天的早晨。因为这些药物在围手术期的耐受性通常很好，并且在麻醉诱导后不会导致过度的低血压反应[26]。有限的数据显示，特别是使用地尔硫卓，可使心肌缺血和室上性心动过速的发生率降低[42]。二氢吡啶和非二氢吡啶都可以继续使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后者可能导致心动过缓。接受钙通道阻滞剂的患者术后出血的发生率可能会增加，可能是由于抑制血小板聚集[43]。这些药物的多重益处可能超过了持续治疗带来的低风险。

利尿剂:

目前没有支持性的数据来指导在围手术期使用这类药物。由于它会造成潜在的血容量不足和电解质紊乱。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手术当天早上不服用这类药物是理想的。对于全麻下接受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的患者，术前利尿剂治疗作为单一降压药物或作为多重降压方案的一部分，需要增加血管升压药的剂量来维持血压[44]。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s):

  • 在手术早晨使用这类药物是有争议的。2014年美国心脏协会(AHA)围术期心血管疾病评估和管理指南建议，术前继续使用ACE-I和ARB是合理的[33,45]；
  • 在麻醉诱导时，ACE-I/ARB这类药物会增加低血压的发生率，而需要使用血管升压药。Rosenman等人的一项Meta分析显示，需要血管升压药物治疗的低血压发生率的相对危险度为1.5，但在围手术期心肌梗死或心脏结局方面无差异[45-47]；
  • 在接受大型骨科手术的患者中，手术当天早晨给予ACE-I和ARB会增加急性肾损伤的风险。Nielson等人研究显示，手术早晨接受血管紧张素阻滞药物治疗的患者的急性肾损伤发生率为8.3%，而手术早晨未接受这些药物治疗的患者的急性肾损伤发生率为1.7%。2年内在死亡率或进展为肾脏替代治疗方面没有差异。然而，在发生急性肾损伤的患者中，住院天数几乎增加了一倍[47]；
  • 如果在手术前保留使用ACE-I药物，术后恢复这些药物是非常必要的。Mudumbai等人最近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手术后2周内未能恢复ACE-I药物治疗，30天死亡率可增加2.5倍[48]；
  • 最近一项综述（MINS）显示，手术前停用ACE-I/ARBs可降低非心脏手术后因脑卒中和心肌损伤导致死亡的全因风险[49]。

根据以上数据，大多数情况下，ACE-I/ARB应在手术当天早上继续服用。必须在术后2周内恢复使用这些药物。

其他降压药物:

围手术期可继续使用肼苯哒嗪、α受体阻滞剂和甲基多巴等药物，并可在手术当天上午给药。

虽然硝酸盐不被认为专家是真正的降压药物，但可以在手术当天早上喝一小口水送服。

术中时期

术中高血压患者应使用静脉药物治疗，并密切监测血压变化[2]。这些用药顺序和调整是由麻醉团队处理的，在此不再讨论。

术后时期

在高血压的术前评估中，了解是否用药控制血压是非常重要的。

术后急性高血压通常发生在手术后2小时内，治疗后数小时内即可缓解，但在手术后可能会出现持续性的血压升高。这可能与心肌缺血、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充血性心力衰竭和脑缺血以及出血性脑卒中有关[50]。如上所述，未控制的术前高血压是术后血压升高的一个预测因素。

当恢复口服用药时，可以根据生理需要恢复口服降压药物。在短时间中断的情况下，恢复口服β受体阻滞剂和α2激动剂是很重要的，以避免反跳性高血压和心动过速[39]。随着血压的稳定，可以恢复使用钙通道阻滞剂。根据血压和液体状况，可在术后第1～3天恢复使用利尿剂和ACE-I/ARBs。肼苯哒嗪、硝酸盐和α受体阻滞剂应根据生理状况在术后恢复。在任何情况下，对所有降压药“保持参数”将防止血压过低时的过度用药。

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南说明使用什么样的参数，但临床医生需要根据患者的合并症和当前状态来个性化参数。例如，患有收缩性心力衰竭或肝硬化的患者的基线血压较低，保持参数的要求可能需要高于其他高血压患者。同样，术后脑血管意外患者在使用降压药时也需要使用个体化的保持参数。当术后不能立即恢复口服药物时，静脉输液对于维持电解质和液体平衡至关重要。

在恢复口服之前，手术前使用的降压药可以恢复静脉或局部用药。下面列出的是涉及不同降压药物的建议，以及手术后期口服剂量的替代方案。

利尿剂：

  • 静脉注射速尿或布美他尼可替代任何口服利尿剂。在我们机构，我们更喜欢在术后第2～3天开始使用速尿，除非出现紧急情况，要求提前用药。静脉输液需要持续密切关注患者的液体平衡、电解质和血压控制水平。正确的剂量取决于术前的剂量、当前的容量状态和适当的静脉转换；
  • 当恢复口服利尿剂时，根据液体平衡和血压来调整剂量。

β受体阻滞剂：

  • 静脉注射美托洛尔可替代任何口服β受体阻滞剂(阿替洛尔、普萘洛尔、卡维地洛和比索洛尔)；
  • 当术前β受体阻滞剂剂量较低时，可按计划每6小时静脉注射美托洛尔2.5 mg。当β受体阻滞剂的剂量为中到高时，合理的起始剂量为每6小时静脉注射5 mg；
  • 根据需要可以向上滴定美托洛尔的静脉剂量，但不应超过每6小时10 mg；
  • 当血压或心率太低时，应始终设置适当的“保持参数”以防止过度用药；
  • 静脉注射拉贝洛尔常用于高血压急症患者的急性降压；临床医生需要了解这类药物除了β受体阻断剂之外的α受体拮抗剂特性；
  • 当恢复口服治疗时，可以停止静脉注射β受体阻滞剂，恢复口服剂量。与家庭使用剂量相比，开始服用较低剂量的β受体阻滞剂1～2天，可以更安全地过渡到口服药物，并降低发生低血压或心动过缓的可能性。

ACE-I或ARB：

  • 静脉注射依那普利可以在一个设定的“保持参数”基础上，取代任何ACE-I/ARB口服药物的过度用药，以防止血压过低；
  • 可在术后1或2天静脉注射依那普利；
  • 静脉注射剂量范围为0.625～2.5 mg，最好用稀释溶液输注；
  • 所有剂量的ACE-I/ARB的合理起始剂量为每6小时0.625 mg；
  • 剂量可以向上滴定，但每6小时不得超过2.5 mg；
  • 需要密切关注血压、肾功能和钾水平；
  • 当恢复口服药物时，可停止静脉注射依那普利，恢复ACE-I/ARB的口服剂量。同样，与家庭剂量相比，从使用较低的初始口服剂量ACE-I/ARB 1～2天开始，可以更安全地过渡到口服药物，避免低血压的发生。

钙通道阻滞剂:

  • 静脉注射尼卡地平或地尔硫卓可以替代任何钙通道阻滞剂。在我们机构，这类患者需要转到专门的心脏病房或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更高级别的护理。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在手术后期，不常规使用静脉注射钙通道阻滞剂来控制高血压；
  • 当恢复到口服药物时，钙通道阻滞剂应重新启动到与手术前相同的剂量。当血压可能太低时，应该对这些药物设置适当的“保持参数”，以防止过度用药导致血压过低。

α2受体激动剂(可乐定):

  • 可乐定可以以一种被称为可乐定贴剂的形式给药；
  • 可乐定贴剂需要2~3天才能达到稳定状态；
  • 贴敷于皮肤，降压效果持续1周。临床医生可采用以下转换方式：
    • 可乐定0.1 mg，2～3次/天=可乐定贴剂1贴片；
    • 可乐定0.2 mg，2～3次/天=可乐定贴剂2贴片；
    • 可乐定0.3 mg，2～3次/天=可乐定贴剂3贴片。
  • 当恢复口服药物时，取下贴片，并在取下贴片后8小时内重新开始口服可乐定。术后1～2天，口服可乐定的剂量应为家庭剂量的50%，术后3天增加到全剂量。应设置适当的“控制参数”，以防止血压过低时过度用药。

硝酸盐:

  • 虽然不被认为是纯粹意义上的降压药物，但它会引起小动脉和静脉的血管扩张。它可被用作治疗心绞痛的首选药物。慢性硝酸盐疗法用于预防心绞痛复发和心力衰竭患者。因此，最好在术后恢复期继续使用这些药物，如果不能使用口服途径，那么可以转换为贴片，以下是一个转换的建议：
    • 异山梨酯<60 mg/d=硝酸甘油贴片0.2mg/小时；
    • 异山梨酯60 mg/d或更多=硝酸甘油贴片0.3～0.4 mg/h。
  • 贴片每天放置12小时，晚上取出12小时，以避免硝酸盐耐受。
  • 恢复口服的时候，停止贴片，恢复口服硝酸盐药物剂量。

α阻滞剂：

  • 这类药物在血压和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恢复服用。

肼苯哒嗪:

  • 当术前口服中至高剂量口服肼苯哒嗪时，应定期静脉注射肼苯哒嗪，每6小时给药5～10 mg，并密切注意血压和心率；
  • 恢复口服给药后，可停止静脉注射肼苯哒嗪，恢复口服给药。研究发现，与家庭用药剂量相比，较低的初始口服剂量(1~2天)可更安全地过渡到口服药物，避免低血压的发生；
  • 应避免在术后急性血压升高的必要治疗中静脉注射肼苯哒嗪，因为它有潜在的危害并且缺乏益处[50]。

结论

因为血压不稳定与多种因素相关，在围手术期(术前、术中和术后)必须保持充分的血压控制。仔细评估慢性血压控制的充分性和早期识别靶器官损害是至关重要的。在进行药物治疗之前，应检查围手术期3个阶段出现高血压的所有原因。术前未控制的3级高血压，是围手术期发生心血管并发症的最大危险因素。目标是尽可能将平均动脉压维持在基线值的20%以内。围手术期可采用几种治疗方案，当术后不能恢复口服药物时，可采用静脉注射或贴片形式。理想的降压药应能立即起作用，选择性地作用于动脉循环系统，易于精确滴定。降压药物应持续应用到手术当天，但肾素-血管紧张素阻滞剂除外，该药物不能在手术当天使用，可以在手术结束后恢复使用。

Acknowledgments

Funding: None.

Footnote

Provenance and Peer Review: This article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Guest Editors (Moises Auron, Christopher Whinney) for the series “Update in Perioperative Medicine”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Xiangya Medicine. The article has undergone external peer review.

Conflicts of Interest: Both authors have completed the ICMJE uniform disclosure form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10.21037/jxym.2018.05.01). The series “Update in Perioperative Medicine”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editorial office without any funding or sponsorship. The authors have no other conflicts of interest to declare.

Ethical Statement: The authors are accountable for all aspects of the work in ensuring that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accuracy or integrity of any part of the work are appropriately investigated and resolved.

Open Access Statement: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s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NC-ND 4.0), which permits the non-commercial rep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article with the strict proviso that no changes or edits are made an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including links to both the formal publication through the relevant DOI and the license). Se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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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介绍
余航
医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长期从事心血管内科临床、科研、教学工作。参与医院国家级胸痛中心建设，申报多项新医疗新技术项目，熟练掌握心内科常见疾病临床诊治，在急危重症心血管疾病的抢救、治疗上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参与完成陕西省教育厅教育课程1项，完成省级医疗保健工作1项，发表论文多篇。（更新时间：2021/9/13）
审校介绍
刘华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胸心大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中国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微循环学会胸部微创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医学会胸心外科学分会结构性心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十堰市医学会胸心大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十堰市胸心大血管外科医疗质量控制委员会委员。从事心血管疾病的基础及临床研究，主持并完成湖北省厅级科研项目4项，获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发表科研论文20余篇。擅长心血管、胸部肿瘤及胸部创伤疾病的开放、胸腔镜及微创介入外科治疗。（更新时间：2021/9/13）

（本译文仅供学术交流，实际内容请以英文原文为准。）

doi: 10.21037/jxym.2018.05.01
Cite this article as: Hazzi R, Mayock R. Perioperative management of hypertension. J Xiangya Med 201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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